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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 可怖（第3页）

设定的地点在酒店，当事人却不敢直接会面，反而是躲在一个并不为他人知晓的地方，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远离的恐惧。

提前预备好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手机壳，记录下当时的情况，是一种自以为聪明，希望依靠自己监测到真相的大胆。

不同的情绪和倾向，在计划的每一步里泾渭分明。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，每个阶段的目标却有着代表不同情绪的内芯。

再加上韦若薇所提及的“父亲留下的东西”。

邵梓第一个联想到的对象，就是韦高驰有关的那个古董瓷器。如果他真的曾经是贩卖集团的一份子，那么，他也许和更多的宝物有所关联。

组织被剿灭了这么多年过去，或许有遗物在其他地方存留。而持有其中之一的韦高驰，是不是也会持有其他类似的藏品？

而在一个特定地点预计他人会到达，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。

货品的交接。

韦若薇或许是在把那“父亲的遗物”，交接给一个特定的对象。而且，她因为一些自身的思考，决定自行侦听这一过程。

因为韦若薇本人并不对警察的到来产生厌恶或者害怕的情绪。这或许能够说明，她并不是犯罪交易组织的一部分，她的参与是一场自己也不愿的意外。而为了从这份意外中脱逃出来，她对计划做出了一些改变。

正因如此，监听的原因有了多个可能存在的理由：或许是好奇事情的原委，或许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害怕自己无法洗清，而要尝试留下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，用以自证清白。

总而言之，韦若薇比任何目前已知的相关人士，都可能对警方产生信任的情绪，和配合的倾向。而邵梓要做的，就是尽量的提高自己的可信度，让韦若薇能够抛弃一些恐惧——或许是从计划的一开始就存在的恐惧。

这是第一个这样的证人。有一定的参与度，又不拒绝警方的了解。

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突破口。

而最初计划的执行者，可能的人选目前就只有一个——韦若薇死去的父亲，韦高驰。

“这是一场交易。”韦若薇终于开口，低着头，攥紧了自己裙摆，蹙起眉头，“我不明白，但我父亲在很久以前曾经跟我交代过，如果他出了事，在那之后有某些征兆发生，就按照他留给我的信上的暗号，把那东西送出去。说是可以……可以‘免灾’。”

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一些不太可靠的迷信，但邵梓清楚，这或许指的是交易内容的另一个部分。

或许这就是与所谓清算相关的事情。

韦高驰死去，如果他持有剩下的宝物，踪迹全无无法寻觅，那么宝物没法找到，任由哪个唯利是图的组织都不会因为一条命的终结就对此善罢甘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