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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个大夫年纪轻轻的, 居然一头白发。”卢安棠戳戳应泊的大腿，指着门口的大夫。她又低下头, 指尖抠着被套上被烟灰烫出的洞：

“我爸要是还活着，现在该有白头发了。”

应泊没有作声, 听她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他总说干刑侦的活不过五十岁, 不让我干这行, 让我去学医。”

“别了吧, 我好兄弟就是学医的, 他也说自己活不过五十岁。”心下一片慨然，他勉强扯出一个宽慰的笑容。

“应检, 您觉得我爸他……还活着吗？”

应泊在她开口的一刹那站起身，用没受伤的手把点滴速度调慢, 只留给她背影, 掩盖了欲言又止的表情。卢安棠瘪瘪嘴, 又转而问道：

“应检, 您真的相信正义终将到来吗？”

“嗯……很有思辨性的问题，你提出了法理学的最终奥秘。”应泊坐回座位上，“那么，你对正义的定义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卢安棠摇摇头，“我以前觉得, 让罪有应得的人受到审判就是正义，后来我发现，好像法律认定的罪有应得，跟我认定的不完全一样……”

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什么霍布斯、卢梭、《理想国》那些太深奥，也太远，就给你讲个我刚入职时亲身经历的。”

卢安棠坐直了身子，石膏腿不自觉地缩进被窝。应泊轻笑一声，娓娓道来：

“那是个合同诈骗的案子。被告人用一纸合同骗走了一个老太太的20万存款，是老太太的全部身家。一直到开庭，被告人也没有把这些钱吐出来。”

“我们很多时候要求被告人退赃退赔，都是站在从轻量刑的角度考虑，如果不愿意退，那就老老实实把牢底坐穿。案件被告人是个母亲，家里有个住院的孩子，需要用钱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极大可能是她的丈夫教唆她犯案，但被告人执意把所有罪责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，为的就是献祭自己一个，把赃款留给丈夫和孩子。再加上教唆犯很难证明，在案证据也只能指控被告人一个。虽然不退赃也可以由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，但执行阶段是出了名的老大难，能不能把钱追回来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
“很滑稽的一点是，我读研时做过一个调研，在我的调研结果里，丈夫入狱后，大部分妻子都会选择坚守等待；而妻子入狱后，大部分丈夫都会选择一走了之。”他叹了一声，“这个案件也一样，自从案发，那个丈夫从来没过问任何信息，也不关心妻子的量刑，我甚至怀疑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”

“我觉得这一案很经典，也很有代表性，从结果上来说不够正义，但能说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可能不行。我不想讨论什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，又或者是什么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，那是学者该做的事，我只是个执行者，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分歧太多了，根本说不完。研究生们写论文时喜欢把‘不够正义’的罪责归结于立法，但问题往往出在司法。法律是一门权衡的艺术，除了‘正义’，我们还要考虑秩序，考虑成本，考虑我们本身的局限性。并不是我们不想要正义，而是我们暂时真的做不到。”

“所以，就宁可放过他们吗？”卢安棠眉心蹙成小山。

“不，是宁可慢一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