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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上你都这样搞我了，床下你还有脸跟我还嘴，跟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？想到往尿道里塞进那么些崎岖的东西，就足以又起一身鸡皮疙瘩了！他还记得第一次被操进来，是犬式后入，白轩逸还掰着他姿势要标准到位，除了屁股要抬高，腰也要足够低，大半个胸膛都压在地面上，一个洞湿漉漉地吹着风。他连操他的男人的面都没见到，全程只紧绷着撅着光屁股在月亮底下等待着。白轩逸强制他，凌辱他，脏污他，屈抑他，使他在社会人间永失了优美的价值，甚至最后还在水里头泥鳅钻豆腐……

所以何意羡下半身还是痛极了，影响发挥，他不大能在人格毫不受损的情况下离开法庭，但更多半会介意带着自己事业中的一个重挫走出法院。

本案的主责人、被告人叫韩其亮。具体案情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10亿元左右的案子。钢铁公司需要大量废钢，但大部分卖废钢的公司没有票，结果只好从那里买了废钢后，又去找别人开票。也就是从张三那儿买了货，又找李四开票。每吨货都是过秤的，只是换了开票主体，一分钱便宜也没占，国家也没受损失。

可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原来的解释----“给他人虚开”、“接受他人虚开”，无论发票项下有没有真实交易，都可以定罪。这个问题何意羡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都探讨过，都认为应当理解为有骗税目的和骗税结果才能定罪。但是由于立法表述不清楚，司法解释更有问题，所以在实践当中就变成了客观归罪的一种做法。

从下午三点开始，举证、质证、辩论都很漫长，特别是举证阶段花的时间比较多。在举证阶段，白轩逸每举出一个证据都要向法庭陈述，现在公诉人准备举出什么证据，请法庭准许。

然后审判长正襟危坐地说：“本庭准许。”

这种对话在庭审中重复了几百遍，特别无聊，特别繁琐，极其生硬。虽然庭审秩序中规中矩，但由于没有形成平和、主动、充分的法庭气氛，每次发言都要通过第三者的同意。

表面上看来法庭秩序很好，实际上似乎却不像是庭审，因为控辩双方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交流，场面经常尬住了。何意羡一副：反正这游戏就这样，我不会，我没有，然后沉默就完了，谁觉得时间宝贵那谁就得多劳。

孟长庚在旁听席圆场道：“看来，这说明我们的抗辩式庭审在实践中没有被推动，走了一个形式，又回来了啊。”

另外，孟长庚都发现了，何意羡是不是不在状态？一个成熟的律师遇到控方的意见证据，居然会说“我猜测”、“我估计”、“我认为”等等词语。

没想到他刚夸完何意羡的仪静体闲，何意羡就开炮了：“甚至有些检察官把虚开增值税发票论证为行为犯，理论和实务脱节，太可怕了。”

审判长说：“辩护人请不要对国家公诉人使用不当言论。”

何意羡说：“我反对他怎么了？辩护的根本目标是推翻或削弱控诉，有控诉才有辩护。而且国家公诉人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在法庭上也必要要一口一个国家公诉人的称呼了吗？这不是反映出一种国家权力的傲慢，以为自己代表国家，其实诉讼制度、诉讼程序、法庭的设置决定了，不管是平头百姓，还是辩护律师，还是司法人员，在法庭上只有诉讼角色的不同，没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分。既然他叫国家公诉人，法官应当叫什么？那么人民法官是不是应当改为国家法官？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。所以，公诉人在二审中的这种地位本身十分尴尬，律师也很尴尬，因为律师不可能和一个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进行辩论，这就等于律师在形式上、名义上唱独角戏，所以，检察官的尴尬造成了律师的角色也尴尬。”

白轩逸说：“辩护人在审判前的辩护活动具有广泛的空间和独立的价值，但是我希望辩护人尽量明确一下辩护诉求，不要试图追求‘诉中诉’、‘案中案’，又称为‘审判之中的审判’。”

何意羡说：“咦？我不是一直在辩护？是我辩护了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吗？合议庭都知道，我经常形容没水平的控方法庭辩论发言就像计算机一样，只能按照事先输入好的程序运行，程序一乱就全完了。在某些人的某些诉讼理念上，实际上我们真还没有走出中世纪。”

白轩逸说：“这种方式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，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正常司法环境下所进行的正当的辩护活动。”

何意羡说：“哪里不正常？哪里不正当？你现在说这个话，你是头脑清醒的吗？”

白轩逸已经不与他争辩无谓的东西了，何意羡还说：“公诉人，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会飞吗？”

审判长忙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说的这些事情，法庭会充分注意到，并记录在案，好吧？”